王康 历史淬炼出重庆特质

　　1921年的冬天，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约瑟夫·比奇来到重庆，站在朝天门的江边码头上，这个美国人拿这座东方城市和纽约相比较，“由于地势局限，重庆与纽约一样不可能向四周进行开放式拓展”，“但是正是由于人口繁茂，重庆的人均购买力超过了中国许多大城市……英法德日美纷纷争夺在重庆的贸易权利”。

　　约瑟夫·比奇发表这篇文章的时间，离重庆1891年开埠，已经整整30年。

　　当时的重庆早已被划为通商口岸，长江使它成为远东地区的重要贸易枢纽。黄金水道的舟楫之利带来了医药、香烟、五金等等，而重庆向外输出的货物主要是一些猪鬃、皮革、丝绸、绉纱和缎子等土特产。

　　又过了20年，在1942年的9月，费正清到了重庆，他的使命是在这个城市主持美国新闻处的工作。当他从飞机上俯瞰这座已经遭遇过数次战火洗礼的国民党政府战时“陪都时，他这么描绘到：就像一个个的破盒子堆成的垃圾堆。

　　这是1940年代的重庆，整整5000万的沦陷区难民扶老携幼，离乡背井朝着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转移。西方记者惊叹，这是自游牧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

　　又过了60年，重庆经历了风云变幻：四川省辖市－计划单列市－中央直辖市。

　　现在，在重庆十年直辖之际，这个城市流行的关键词是：火锅、美女、暗战和红岩精神。

　　从事陪都文化、中俄关系史、中美关系史以及新儒学“研究”的学者王康说：十年直辖，重庆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文化反思。现在，我们需要重新领悟这座城市可以承担而且必须承担的新的历史使命。

　　2007年5月21日，本报记者在重庆采访了王康。

　　《21世纪》：重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在今天它该如何重提文化重建的课题？

　　王康：应该紧紧扣住“命运”这个词来解读重庆的城市性格。

　　重庆有着悲剧性浪漫的性格，它有悲壮的美感。它是战争移民之都，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命运决定和塑造了它的性格。

　　抗战八年，重庆挺住了，抗战给这个城市签订了一个契约，从此这个城市开始不再平庸，否则，重庆也就是一个水码头。偏离了这一点，我们从其他任何的角度去解读重庆，都不能准确地把握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

　　《21世纪》：在直辖十年之际，我们说要文化重建，那么我们在今天该如何看待这种重庆文化的重要特质？

　　王康：文化离不开历史，我们一定要把历史放在文化的前面，历史是河床，文化是河床上流淌的河流。

　　这个城市始终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城市。现在的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一个整体性的、全民族的共同的命运，就是国家统一和复兴。如果我们这样认识，那么从文化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重庆就可以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寻找到自己的新的历史定位。

　　《21世纪》：具体的建议是什么？王康：比如我们在重庆的江北，做几十米至一百米的一个凯旋门式的深浮雕，表现张书？先生当年抗战的时候所作的《百鸽图》。

　　全球化的时代，战争与和平是永恒的主题，又如，“重庆大轰炸”的广场。我们可以使它成为一个祈祷和平、反对战争的真正的广场，它可以成为整个西部最耀眼的景点。

　　诸如此类，我们可以有很多作为。

　　为什么重庆作为中央在西部唯一的直辖市，为什么事关中华民族命运的三峡选择了重庆，为什么中央投入了这么大的财力建设这个城市？重庆的崇山峻岭、大江奔涌显然极具雄性的元素，但是它必须走出去，它要作为一个历史的主角，大开大阖，无论悲喜剧，它注定不甘平庸。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等待的是一个英雄式的、史诗式的命运。

　　《21世纪》：民间层面可以做哪些工作？王康：找到了文化的主线，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说在北碚建立真正的“抗战文化街”等等，每个五年，每个十年可以在重庆召开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这个城市缺乏若干座精神堡垒，缺乏历史性的、唯一性的、标志性的东西。

　　又比如，重庆和川东是新儒家的重镇，像唐君毅等人的代表作都是在重庆完成的。我们完全可以在重庆召开全球范围内的新儒家的学习研讨会。重庆在中国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统一过程中，理应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也许有人拒绝崇高，但是重庆需要拒绝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