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奖励规定已制定 重奖叩问行政奖励

　　　近些年，某某政府单位或个人获颁“重奖”的新闻屡见不鲜，对于公众而言，对作为掌握公共资源的行政机构，如何颁奖、如何获奖、奖金从何而来、如何使用等却不甚明了，而如何规范这些行为也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

　　行政奖励，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对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单位或个人，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的奖励。不久前，《公务员奖励规定》新鲜出炉。作为《公务员法》的配套法规，《规定》的颁布，无疑会使公务员奖励制度进一步规范化、明晰化。

　　然而，对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各种行政奖励的讨论，并不会因此规定的出台而画上句号。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视线，已经开始聚焦到行政奖励这个特别的“蛋糕”上。最近，中组部副部长、人事部部长尹蔚民提出，要抓紧研究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框架，启动行政奖励法、国家勋章法的研究论证工作。另据了解，有关部门现已成立立法小组，正在加紧研究建立政府奖励体系。

　　重奖蔚成风气　退出“黑三甲”获奖百万元

　　2007年5月，山西的一则新闻拽住了很多人的眼球。

　　山西省环保局和省财政厅针对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工作，联合制定出一项具体的奖励办法，对考核排名前移城市给予重奖，奖金最高额度可达200万元。

　　奖励对象以个人为主，主要为各环保重点城市的地市、县(市、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环保部门领导及有关人员，相关部门领导及有关人员，重点城市中对改善当地环境有突出贡献的企业领导及有关人员。资金来源，主要为省财政专项列支。

　　果然，以铁腕治污而退出全国污染严重城市前三名，也就是所谓“黑三甲”之列的阳泉市政府成了“重奖之励”下的首个“幸运儿”。2007年11月，山西省政府发出文件，对阳泉市重奖100万元。

　　其实，山西这样的“大手笔”在全国并非首例。早在2004年8月，广东省便从当年起，对县域经济发展快、财政任务完成好的县级领导班子进行重奖，最高额可奖励500万元。

　　重奖措施实施后，在广东省2005年公布表彰的名单中，包括连平在内的47个县(市)获得2004年度县级领导班子奖励，其中有14个县(市)的奖金超过了100万元。

　　此后，国内一些省市也相继采取了重奖公务员的举措：

　　――2005年9月，辽宁省公安厅设置100万元大奖，犒劳综合成绩排名前5名的市局局长，符合条件的每名局长分别得到20万元奖金；

　　――2007年2月，在广西南宁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当地相关领导表示，对计生工作干得好的县区党政一把手奖励最高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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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重奖”似乎成为一种风尚，而因此引发的各种讨论也不绝于耳。

　　特殊激励？谬赏主义？

　　会不会抽掉责任和义务的底线

　　山西的“重奖”之举一出，招来一片反对声，网上的“声讨”言辞颇为锋利：

　　治污不是政府的职责吗？就像保安必须守好大门、医生应当认真治病一样，本来就是分内之事嘛！做不好就该问责！

　　靠重奖本身就是一个应急行为，不符合法治国家的要求。如果都要靠奖励才能把工作干好，那人民公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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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身受污染之害的人则认为：别说奖励200万，奖2000万都行，只要能把环境治理好！

　　争论中，有一种声音甚为特别：与其说是奖励，不如说是“谬赏”！重奖实则是一种谬赏主义！

　　谬赏一词，出于唐代名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中的“不能谬赏，不要滥罚”。诚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所言，所谓“谬赏主义”，实际上是通过将应该的提升为需要褒奖的，将不太应该的模糊为应该的，而一步步逼退了社会生活的底线。当“应该”的行为受到褒扬，履行应当的责任和义务被誉为高尚，普通的职务性行为被加以表扬，实际上也就将众多人普通行为的责任和义务底线抽掉了。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刘旭涛表示，应当正确认识行政奖励的功能和作用，针对公务员的奖励应严格区分公务员的职责、职权以及相应的报酬福利等方面的关系。对于本身属于职务、职责行为范围内的事情不宜“重奖”，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认为，针对一些地方政府或行业存在的滥施奖励、门槛过低的做法，在行政奖励的立法过程中，应该加以规范，从而体现奖励的严肃性和公信力。

　　　呼唤法律约束　专家呼吁尽快出台行政奖励法

　　虽然对行政奖励的看法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识：行政奖励特别是针对公务员的奖励，应当严格按法行事。

　　《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奖励其实早有规定，奖励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并将对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的奖励区分为：嘉奖、记三等功、记二等功、记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对受奖励的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予以表彰，并给予一次性奖金或者其他待遇。而且，《公务员法》还规定了给予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奖励的10种情形。

　　“虽有法律规定，但是关于奖励的具体标准还不够清晰，有关规定在执行中也不够严格。”湛中乐说。

　　刘旭涛也指出，《公务法》虽然规定，对获得奖励的公务员，给予一次性奖金，但没有列出奖金的具体幅度标准，有待于进一步的实施细则加以明确。

　　一些地方倒是早已制定出相应规定。2002年实施的《云南省行政奖励暂行规定》明确界定，给予个人奖励的，即便记一等功，也只能“由省人民政府颁发奖章和证书，发给不超过6000元的奖金或者奖品”。

　　专家呼吁，对行政奖励标准、数额等一系列“热点”问题，应当尽快出台《行政奖励法》加以厘清，使行政奖励这一代表政府权威性质的行政行为回归规范。

　　行政奖励该如何立法？考量一个国家的社会道德水准的高低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各种奖励的法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奖励表彰活动。目前，我国省部级以下的奖励活动开展得较多，而政府奖励制度框架至今尚未建立。

　　不久前，中组部副部长、人事部部长尹蔚民在全国人事厅局长会议上指出，要“抓紧研究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框架，启动行政奖励法、国家勋章法的研究论证工作”。实际上，有一系列疑问有待于法律去回答：行政奖励由谁颁、颁给谁、怎么颁、奖什么？行政奖励与公务员奖励是什么关系？类似科学技术奖励这样的各种奖励受不受行政奖励法规制？……

　　刘旭涛认为，从各国经验看，行政奖励的获奖者多是对国家和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进人物，一般很少涉及国家公职人员，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行政奖励的公平和公正，也能防止公权对行政奖励资源的滥用。长春市日前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奖励工作的意见》就明确给出额度：行政奖励将向工作、生产第一线倾斜，领导干部获奖比例一般不超过20%。

　　“奖励的内容应主要以精神奖励为主。”刘旭涛表示，政府奖励更多地应体现一种弘扬国家精神和社会价值观的荣誉，无论是否针对公务员，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的重奖，似不足取。湛中乐强调，在行政奖励法制定过程中，尤其应该在立法层面避免地方再出现所谓的“重奖”之赏。

　　湛中乐建议，建立系统、完善的行政奖励体系，还得合理设定行政奖励的权限，进一步健全行政奖励的程序。“从中央到地方，不能太散，更不可泛滥。”湛中乐说，行政奖励代表着政府引领社会价值的方向和高度，也是考量一个国家的社会道德水准高低的尺度，属于稀缺性资源，因而必须是“高标准、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