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葛剑雄教授认为,所谓农民工的称呼是中国的耻辱,工人就是工人,为什么谈农民工?以前外地人到上海工作,临时工如果转正就可以加入工会,而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工厂没有工会,这是制度的可耻。(4月1日中国经营报)
“要问我是谁,过去,我总不愿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人们不会忘记,就在去年春节的除夕之夜,一群打工子弟在央视春晚上表演的诗朗诵《心里话》,不但让主持人一掬心酸之泪,也感动了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在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的眼里,“农民工”的称谓,何尝不是他们童心中的一个阴影?
不可否认,农民工作为农民的一部分,他们来自农村,不管他们进城多久,离家多远,始终与农民和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很多农民工“洗脚上田”之后,在城市打拼多年,不仅拥有一份技能,也逐渐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他们正在迅速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奈地看到,为家乡投资数百万元,已经身家上亿的董事长,在领奖台上却被称呼为农民工;已经多少年不在农村生活,还在城市拥有自己工厂,但仍然被称呼为农民企业家;同样是工人,因为是农民工而低人一等。农民工的烙印如影随形,农成了城市里“另类人群”的象征。
由于农民工的另类称谓,将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人为地与城市人口割裂开来,不但使他们难以很好地融入主流社会,对所生活的城市产生归属感,也不能使他们树立主人翁意识,激发建设城市的热情。同时,因为低人一等的身份让他们感觉不到基本的人格尊重,自然会产生歧视感和被剥夺感,久而久之必将影响整个城市的和谐与稳定。
2006年5月,建设部官员曾透露,未来五年,中国有可能出台系列政策,使近2亿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人。而目前的农民工到城市打工,更多的是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在走出农村的时候就再没有想过要回去。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外来务工人员转变为城市人口,也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过程。迟也是融合,早也要平等,为何不从改变农民工的称谓开始,祛除那个让他们“别有一番滋味”的“农民工”呢?
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将农民工改称新市民,称谓之变是对农民工群体的尊重,但或多或少依然有些歧视的意味。在当天的新闻媒体上,最高检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下发《关于转发2007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的通知》中,强调城市失业人员和农村人口也都同样适用这个标准,无疑是个亮点。权利的平等体现公民权的回归,这个农民工的称呼,其实也早该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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