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红”离我们还有多远

　　“社会分红”离我们还有多远

　　在国际社会上，香港并不是唯一“派糖”、也不是最早“派糖”的政府。

　　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总额约为168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该法案分两年实施，即今年先实施退税1520亿美元，明年再落实160亿美元。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该方案。

　　2月15日，新加坡也宣布，全体新加坡人将获得政府送的红包。政府从财政盈余中拨出18亿新元（约合人民币90亿元）还富于民，其中8.65亿新元（约合人民币43亿元）将分两次在今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国人，粗略估计人均可分到400新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在经济学上，“社会分红”的概念是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提出的。早在1936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提出：“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1938年，米德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称其还能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的作用。

　　2006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就以米德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根据，并以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永久基金分红计划、“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划拨部分国企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计与构想，建议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提出类似建议的还有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在今年1月召开的上海两会上，邢普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

　　在今年两会上，邢普的提案也引起政协委员们的纷纷讨论。据称，委员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邢普“直接发钱”的想法，也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其“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思路。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从统计数字计算出，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我国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

　　这位教授建议：“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