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户籍改革应从大城市破题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某门户网站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一项有11168人参加的调查显示，91.7％的人认为有必要进行户籍改革（2月26日《中国青年报》）。此前1月30日的《半月谈》消息称，2006年，国务院14个部门组成6个调研组，分赴全国12个省市，就户籍改革工作进行了综合调研。调研中普遍感到，当前进一步深化户籍改革，已经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时机基本成熟。

　　事实上，早在1992年，国务院就成立了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特别是城市社会综合承受能力不足，为避免影响社会稳定，户籍改革总体进展较慢，改革目标远未实现。

　　改革的目标远未实现是个客气词。事实上，中国的户籍改革远远滞后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也远远滞后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农民进城运动”（始称“盲流”），1998年底国务院有条件放开小城镇入户限制，标志着户籍改革的艰难启动。同时放开的还有大中城市的夫妻与子女入户政策。但是，这一项政策在全国全面铺开似乎还为时尚远，大城市尤其如此。

　　我们也曾有过让农民就地“城市化”的设想，乡镇企业运动和小城镇户籍改革战略都是其产物。但事实证明，两者都远远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乡镇企业留下一大堆被破坏和污染的环境等待着漫长的时间来修复伤痕；小城镇户籍改革战略也没有从根本上带来人的解放、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产业分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很多人是在小城镇买了房入了户，但城市并没有提供任何基本社会保障，而青壮年也绝大部分没有留在小城镇，而是到更为发达的大中城市打工和创业，留在小城镇的，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

　　其实，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一开始就是以大城市为重镇的。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周牧之在他的研究团队设计的模型中发现：“到203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将增加1.97亿人，形成一个人口总数高达3.3亿人的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空间……20年～30年后，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将出现2亿～3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移动，它的规模和速度将是欧美、日本、东南亚各国经历的人口移动所不可比拟的。”清议先生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已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全国城市人口比例每年上升幅度有望接近1.5个百分点。但事实上，大城市的人口上升已经远远超过1.5%。以北京为例，2005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在京居住半年以上人口）1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5.3万人，比2000年末增加174.4万人；2006年又增加43万人。每年均在3%上下。而这是个不完全统计的数字，因为很多外来人口并不主动进行暂住登记。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是大城市化而不是小城镇化？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制度和文化。中小城市以权力为核心的金字塔形权力和资源配置结构使权力分配资源的特征极其明显。其导致的人际关系内耗重重，许多人一辈子都被迫沉溺在请客送礼、吃喝应酬的人际关系中无法自拔。这样的生存状态，不仅严重影响人的效率，而且严重影响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形成一个典型的压抑状态下的“中国社会中层生态”。联合国统计表明，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是100万人口以下、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我国的情况刚好相反，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发展最快。

　　不言而喻，中国所特有的城市化模型，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作为管理城市方式的重要手段之一——户籍管理，也应该以大城市为突破口，顺应这种特殊的城市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