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增长30%更应减税藏富于民

　　昨天，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税收达32553亿元，同比增长30.5%；同时，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完成2135亿元，增长27.3%。相对于上半年GDP的同比增长数字，这两个30%左右的增长，不能不令人忧心。

　　原因很简单，当社会创造的总财富一定时，税收的大幅增加则意味着分配给社会的部分相应地减少了。最近一年多来，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美元贬值、国内通货膨胀加剧、遭受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国内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企业运行环境进一步紧张，企业家景气指数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CPI增幅远高于年初设定的目标值，居民收入增长不明显，居民消费更加谨慎。综合这些因素，已经导致我国上半年GDP略微滑落，在这样的宏观形势下，税收的持续攀升无疑不利于经济形势的总体好转。

　　关于我国税赋，近些年说法不同。福布斯税负痛苦榜显示，2007年，中国是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就数据来看，中国税收收入近十几年呈直线型增长，1999年突破10000亿元大关，2006年达37636亿元；近年来的增速均超过20%，远超GDP、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著名经济学家周天勇称，2006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加上预算外收入，我们真实的税负已达31%至32%。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民间已有传说在过去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开始出现一些企业倒闭或者停产半停产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成本增加，一方面是融资难，企业不要说转型与升级，生存也将难以为继。任由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说得危言耸听一点，它可能导致多输:企业输了，员工输了，大家都输了。在这个关口上，重新考量税收的角色，十分必要。

　　自古以来，税收都是刺激经济、休养生息的最好方式。我国古代有多次为休养生息而进行减税，比较著名的如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其首要的一条就是轻徭薄赋，减轻田租为十五税一，到文景时期实行三十税一；唐初则立租庸调制，出现了社会经济繁荣的景象。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每到经济衰退出现，也是通过减税等一系列手段刺激、恢复社会生产。当前我国实行的免收农业税，降低企业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都属于这一类。在我国,一方面财政收入所占GDP比重居高不下，一方面劳动者报酬所占GDP比重却逐年递减。这说明，我们还需要更加有力的措施来重新划分财政和社会在初次分配时的比重。

　　中国历来有“官不与民争利”一说。以打鱼为喻，放水养鱼是一个办法，竭泽而渔也是一种办法。过重的税收好比竭泽而渔，其结果就是企业无从发展，居民收入难以提高，这不但与党的十七大所确立的“逐步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取向是不相一致的，更有悖科学发展的基本道理。不难想象，当财富过于集中地向财政转移之时，社会矛盾也必然地随之转移。因此，无论从眼前的和谐稳定和从长远发展来计，“藏富于民”的轻税政策显然都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