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年系列专题片《一号行动》第3集

纪念改革开放30年系列专题片《一号行动》第三集(2008.12.11)

    在叶建华的书房里，珍藏着一份25年前的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写道：宣告申诉人叶建华无罪，发还给叶建华原追缴的八千伍佰元。这份薄薄的判决书，记录着叶建华从有罪到无罪，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工商户成为创业致富能手的坎坷经历。
    要想弄清楚叶建华的故事，还得从30年前，中国的农村形势说起。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1980年，全国粮食产量已经超过了1514亿公斤，农村产品出现了剩余，收入分配关系和财产状况发生了变化。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农村改革予以肯定，使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制”更加深入人心。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直接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增加。
    于是，走出田垄办工厂，成为当时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走向脱贫致富道路的一条重要途径。后来有人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来形容当时个体企业如火如荼的热闹景象。1979年，温州市乐清县柳市镇出现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仅仅三年之后，就已经发展到了300家，销售队伍达一万多人，年产值超过2200万元。谈起当时的红火场面，开螺丝加工厂的刘大元仍然津津乐道。
    原本也想搞一个零件加工作坊的叶建华，在旁人的指点下，想出了一个挣钱的好点子。在叶建华产品目录中，关于螺丝的介绍占很大比重，其中就包括刘大元的厂子生产出的各种标准间螺丝，这个目录册子一时很受生产方和购货方的欢迎。
    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发展个体生产，搞活商品流通，是一件很正常、很自然、更无可非议的事。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处于当时的政策环境和社会背景，私营经济身处的危机与暗流，却依然存在。
    此时，已经初步尝到私营经济甜头的叶建华、刘大元，正忙着开工厂、出产品、跑销路，此时他们并不知道，一场风雨，正慢慢向他们走来。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刘大元耳朵里，他深感事情不妙，迅速闻风而逃，他先后到上海、杭州、南京，一边避风头散心，一边了解各地的标准件市场行情。而叶建华就没那么幸运了，工作组对他的情况进行了从头到尾的彻底调查。
    叶建华不仅被收缴了39块电器产品图像铜版，还被追缴了8500元所谓“暴利”。像叶建华、刘大元这样，因开办私营企业而被审查的柳市镇农民，当时总共有八个人，后来人们称之为柳市“八大王”。
    这八大王除了螺丝大王刘大元、目录大王叶建华之外，还有五金大王胡金林、线圈大王郑祥青、供销大王李方平、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机电大王郑元忠，这些人有的被罚款，有的进学习班，还有的被判了刑。
    1984年，江南的春天，似乎到得格外早。就在人们聆听到春的脚步一步步临近的时候，中央发出了连续第三个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指出，要鼓励农民将资金集中起来，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就在这一年的二月，叶建华又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和叶建华一样，八大王中的其他人也都先后被平反，或无罪释放，或退还罚没款及收缴物资。有了中央政策的鼓励支持，他们又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如今，刘大元和叶建华已经分别拥有了自己的电器配件加工厂，规模也越做越大。
    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八大王各自的事业也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的从事机电加工，有的经营房地产。多年的机电大王郑元忠，现在已经成为了庄吉集团的老总，服装产品已经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2008年2月20日，当年的八大王再次聚首柳市，弹指28年，抚今追昔，大家不禁百感交集。
    1984年“八大王”平反之后，温州经济被迅速注入活力，这一年，温州开始走上了以“小商品，大市场；小规模，大协作；小机器，大动力；小能人，大气魄”为主要特征经济发展之路。到1985年，全市就有80多万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经营工商业、家庭工业企业达13、3万家，被成为“中国农民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八大王所在的柳市镇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电器之都”，森泰、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等著名品牌，全都出自这里。去年，柳市镇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5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8368元，位居全国千强镇第14位。
    八大王的坎坷经历，应该说，在当时多少有一些悲壮的色彩。好在这些笼罩在人们身上的阴霾很快就过去了，中央一号文件引领全国亿万个个体私营业主，走进了和煦的春风里。在当时很多现实问题没有政策依据的情况下，小平同志鼓励人们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总结，在摸索中前行。我手里拿的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家股份制民营企业的营业执照的复印件，正是有了当年基层干部的大胆尝试，才使股份合作制这一经济模式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10月26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浙江温岭的宝利特鞋业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门生产外贸皮鞋的大型集团化企业，20条制鞋流水线，日产皮鞋6万多双，产品销往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这家颇具规模的大型企业的前身，却只是一个由几名村民合股办起来的工艺美术厂。在企业的档案室，我们见到了当年创办工艺美术厂的审批材料。
厂子不大，产品不多，吸纳的也都是本地农民就业，由于适销对路，一年下来，生意搞得有声有色。虽然当时农民个体办企业的现象已不少见，但像这种几户农民合伙办厂的情况，并不受当时政策的支持保护。
    既然不受支持保护，这几户农民也就没有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但这样非法经营毕竟不是长久之计。1982年底，几户农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温岭县社队企业局，由于无法注册个人合股企业，他们要求将牧南工艺美术厂审批成社队集体性质的企业。这种做法在当时早已有不少先例，被称为“带红帽子的企业”。
    现在自己经营着一家旅行社的陈心鹤老人，当年是温岭县社队企业局生产股的股长。专门负责企业的审批工作。当年，就是他接待了前来报批牧南工艺美术厂的几位农民。
与集体经济没有任何关系，却要审批成社队集体企业，陈心鹤很快就明白了，这又是一家“带红帽子的企业”。虽然陈心鹤此前也曾审批过这类企业，但他还是向来人陈述了这样做的利害关系。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陈心鹤就打算以社员个人联营的形式，审批一家带有股份性质的企业。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没有先例的决策。于是，他把这件事拿到了社队企业局的办公会上讨论。社队企业局最终通过了开办社员联营美术厂的申请，然而在工商部门登机时，却又遇到了麻烦。
    在陈维政、陈心鹤的积极争取下，工商部门最终还是给企业进行了注册登记，工艺美术厂终于以村民股份合作的形式，名正言顺地大干起来。11月12日，记者来到温岭市档案馆，在这些尘封的史料里，记者见到了这份珍贵的开业登记材料，在企业性质一栏中，赫然写着“社员联营集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经过国家工商总局的调查确认，这的确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登记注册的股份制企业。
    牧南工艺美术厂成为社员联营集体的事，就像一把烈火点燃了整个温岭。起初，陈心鹤只想审批一家作为试点，一方面可以观察股份制企业是否真能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将矛盾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没想到的是，各乡镇原本戴着“红帽子”悄悄办企业的农民，纷纷跑到县社队企业局，要求摘掉“红帽子”，改成联营性质的企业。经事后统计，1983年，温岭县社队企业局批准的社员联营企业达到600多家。
    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允许农民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鼓励农民投资入股，联合兴办企业。这不仅在温岭，在全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时间，各地农民兴办的股份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壮大。沧桑26年，全国股份制企业已超过72万个，在改革的大潮中奋勇博弈，各显身手。曾经见证了这场争论的陈维政、陈心鹤两位老人，却为亲手推动了股份制经营模式的发展，而感到无比欣慰。
    而今，股份合作制企业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形态，其入股结构，也从初创阶段的单一资金入股，向人才、资源、知识产权等多形式、多层次的混合型方向发展；在发展领域上，早已从农村工业向现代工业、第三产业迅速迈进，股份合作制由于其联合资本、产权明晰、利益分明、政企分开、机制灵活等特点，成为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孕育、成长不可替代的经济组织形态。
    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的诞生，既是浙江农民走向脱贫致富道路的理性选择，更是基层干部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坚定实践。1984年的一号文件，正是顺应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总结了基层干部的大胆尝试和成功实践，才促成了股份制经济的飞速发展。80年代初，伴随着政策的不断明晰，农民私人办企业，已不再是遮遮掩掩的事，但一个新的问题又来了,那就是允不允许雇工、雇多少人合适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有一个名字不能不提起，那就是——年广九。
    1937年1月，年广九出生在安徽省怀远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改革开放初期，他离开家乡来到芜湖，专门卖瓜子。年广九租了两间民房做小作坊，开始自己炒制瓜子并拿到闹市上去卖。由于他炒的瓜子味道好，价格低，份量给得足，很受周围老百姓的喜爱。
    1980年12月，年广九干脆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为了改进瓜子质量，他四处取经，认真揣摩，炒出的瓜子味道越来越好。他的瓜子粒粒个大饱满，进口一嗑三开，甜中有咸，咸中带辣，兼有草药芳香，食者拍手叫绝，引得众人排队购买。
    随着傻子瓜子的销量一再攀升，年广九依靠几个家庭成员炒制瓜子已经力不从心。于是，他开始雇人帮工。年广九从1981年9月开始雇工，当时雇了四个帮手。到1983年，雇佣的工人增加到103人，加上他儿子的分店，雇工达到140多人，这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
    关于雇工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思想理论界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召开局长会议，提出各地可以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随着对我国国情认识的加深，对个体私营企业雇工的政策进一步放宽。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权宜之计”，文件规定，“对个体私营企业，应当允许经营者去请两个以内的帮手，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5个以内的学徒”。这个规定，实际上允许企业雇佣7个人做帮工。然而，年广九雇的是100多人，远远超过了7个人的上限。
    其实，马克思当时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并不是用雇员人数的多少，给姓社姓资划线。但是，鉴于对姓社姓资问题的恐惧，年广九的企业规模，还是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震动。
    1983年10月9日，邓小平收到邓力群、王任重分别送来的涉及雇工问题的材料。邓小平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显然，邓小平的话无形中保护了年广九。对于领导层的决策，作为普通百姓的年广九当时并不知情，但他能明显感觉到的是外在的干扰少了，他又可以踏踏实实地炒瓜子卖瓜子了。1983年12月，现河南省委书记、当时任新华社记者的徐光春，专门来到芜湖采访年广九，特意为他拍下了这张照片。
    一个月后，也就是1984年的1月1日发出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目前雇请工人超过规定人数的企业，有的实行了一些有别于私人企业的制度，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来对待。
    此时的年广九，终于长长松了一口气。这一年，他的傻子瓜子公司雇佣人数超过了160人，日产瓜子9000多公斤。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啊，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这段话通过媒体披露后，时年47岁的年广九百感交集。
    邓小平当年这番话，的确也不是对年广九一个人说的，他是为整个中国民营经济的大踏步前行，点亮了一盏绿灯。此后的年广九，虽然在市场经济的激流中，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但他的企业一路发展，触角已经伸到全国各地，销量与日俱增。
    2008年11月28日，傻子瓜子集团有限公司举行公司成立三十周年座谈会，曾经支持过、关注过公司成长的新老朋友被请到一起，大家深深地感到，今天的傻子公司，早已同当年的瓜子作坊，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八个年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走访了许多不同地区的民营企业，企业雇员的问题，早已不是老总们闪烁其词的敏感话题。
    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显示，截止到2007年末，全国民营企业的雇员人数，已经超过了三亿四千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农村。企业的用人需求，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一方面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一方面增加自身收入，改善家庭生活。可以说，以1984年1号文件为起跑点，雇工政策的重大转变，为活跃城乡经济、繁荣社会市场，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民营经济的发展大潮中，伴随着私营企业的成长壮大，乡镇和村办企业也是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到上世纪末，乡镇企业产值已经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回首望去，三十年来，乡镇和村办企业所走过的，也是一条充满艰辛和坎坷的道路。
    黄允福曾经是村办钢厂的供销员，在他的家里，珍藏着一双20多年前穿过的皮鞋。受一大二公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工业企业无论是在资金、技术、人力，还是原材料、销售途径等方面，都保持着老大哥的“霸主”地位，无可争议地享受国家政策的扶持保护，而乡镇企业，却连小弟弟也算不上。所以，奔波于各大国有企业之间跑原材料，就成了当年黄允福的最艰巨任务。
    艰辛不仅仅来自原材料的采购难，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设备简陋，都在制约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脚步。当时，很多乡镇企业都从国有企业聘请技术顾问，由于政策上不允许，技术人员只能利用星期天悄悄来，所以在当时被称为“星期天工程师”。
    在设备方面，由于资金投入不够，只能因陋就简，人拉肩扛。在这样的技术设备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谈不上质量，也难怪当时的人们对乡镇村办企业产品村有偏见。于是，使出浑身解数，想尽办法推销产品，就成了小厂推销员们的首要任务。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马季的喜剧小品《宇宙牌香烟》，就为人们生动地刻画了这样一个推销员角色。
    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当时处于徘徊上升时期的乡镇企业，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文件指出，鼓励城市技术人员下乡，倡导和组织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之间的人才和技术的流动，为发展农村工业增强技术力量。这个时候，“星期天工程师”已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在24年后的今天，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偷偷摸摸下乡的“星期天工程师”这个称呼了，取而代之的是灵活的广纳人才机制。文件还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要建立和完善责任制，改善经营管理，采用适用技术，提高经济效益，促其健康发展。
    此后，中国的乡镇企业以锐不可当之势，突飞猛进向前发展。到1987年，乡镇企业已经从1978年的152万个发展到1750万个，增建了十倍还多。难怪邓小平评价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三分天下有其一。其实，在今天看来，异军突起的不仅仅是乡镇企业，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在内的整个民营经济，正以其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发展生产，搞活流通，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安徽到江苏，从浙江到广东，在采访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今天的民营企业，早已从一家一户的作坊式生产，迈向了集约化、产业化发展方向。在中国皮具之都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汇聚着皮革皮具商行和生产企业5800多家，年产值超过100亿元，皮具皮革生产和交易量居全国之首，成为全国最大的皮具原辅材料集散地。
    在浙江湖州，织里镇号称中国童装名镇。在这里，汇聚着8799家童装企业，吸纳了15万从事童装生产、加工的外来务工者，年产童装3、2亿件，约占国内市场的25%，而像这样的童装名镇、鞋帽名镇、建材名镇、家具名镇，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不胜枚举。
     今天的中国民营企业，不仅创造出营销海外、质优价廉的服装日用百货，甚至在高科技领域凸显出联想电脑、海尔电器等世界名牌，在文化艺术用品产业创造出为国际艺术大师所青睐的产品。在宁波，这家昔日生产乐器配件的作坊式社队企业，如今已成为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的钢琴生产基地，在海外拥有300多家营销代理商。今天的中国民营企业，已经以其雄厚的技术实力、资金实力和品牌实力，吸引了世界关注的目光。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活跃市场方面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仍然是推进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现实选择。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必将在促进规模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应该记住这样一串数字：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我国GDP总量中，民营经济已经占到了66%，民营经济税收贡献率为71%，全社会就业人口中，民营经济占90%。站在潮头纵观中国宏观经济，未来五年，民营企业将继续高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可以说，民营企业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国家财力、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贡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