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年系列专题片《一号行动》第4集

纪念改革开放30年系列专题片《一号行动》第四集(2008.12.12)

 从1953年开始，国家逐步对粮食、棉花、油料等农副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随后粮票、油票、布票等各类票证陆续发行，当时没有粮票买不到粮食，没有肉票吃不上肉，没有布票就穿不上衣服。人们的生活必须品，基本上都要凭票购买。缺少这些票证，可以说是说寸步难行。直到1985年以后，票证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票证真实地记录了几十年来新中国探索发展的沧桑历程。
    今年10月底，在广州市天河区一个普通的单元房里，我们见到了广东省收藏家协会会员王勇。七十八岁的王勇1991年从广东省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离休后，便专心从事票证收藏，对收集来的票证进行分类和装裱成了他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目前王勇收集的粮票、布票等票证有400多个品种、总数达到四万多枚，这在收藏界是数一数二的。
    1953年11月以后，国家决定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不再允许自由买卖。随后又对生猪等其他农副产品实行了派购。
    1955年国家发行了粮票，随后又发行了食用油票、布票、棉絮票，肉票和白糖票。实际上，1957年前票证的品种并不是很多。但是1957年以后，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不顾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盲目求快的左的错误，大炼钢铁、大跃进，加上三年自然灾害，使包括农副产品在内的物资供应严重短缺。实行统购统销之初，国家把农副产品分为三类，粮棉油是第一类，生猪、鱼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农副产品是第二类，除一二类以外的农副产品属于第三类。本来按规定，一类物资必须交给国家之外，二类物资是按实际产量规定任务，三类产品则不要任务。但是后来却走向了极端。
    而票证也由1957年的五六种急剧增加到1961年的156种。广东省票证最多时接近两百种。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更让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那时候，不仅农贸市场受到严格限制，能够上市自由交易的农副产品更是寥寥可数。票证的种类也越分越细，就拿粮票来说，不仅分为粗粮票细粮票，还有包谷票、蕃薯票、土豆票、碗豆票，从当时购粮本上印刷的毛主席语录中也可以看出粮食紧缺的程度。甚至像竹竿、粪勺、猪粪都要凭票供应。而有些票证的面额小得让人心酸。这是王勇收藏的面额最小的油票，只有0.0055斤，连一钱都不到。1978年前，广州市每个市民每年限量供应猪肉约21公斤，蛋品1，4公斤，鱼类2公斤多，油两三公斤。就是这样少得可怜的限量供应都不一定能保证。
    布票则精确到了一厘米。那时候，全国基本一样，每个成年人每年只有一丈三尺六寸布，就是巴掌大的一小块布头，也弥足珍贵。当然这是艺术家的加工，现实生活远比相声里讲的要沉重得多。那时候，就是尼龙布做的尿素袋子也是奢侈品，很多人想方设法弄来做衣服和被子，在王勇家里至今还珍藏着两个用尿素袋子做成的被套。
    生活富裕后，同事们都把这些尿素做的衣服和被子扔了，但是王勇却一直保留着，想做个纪念教育后人。王勇说，当时农资公司对从日本进口的尿素和硫铵袋子管理得很严，化肥逐级分到农村生产队后，化肥袋子必须一条不少地收回，送给渔民做帆布，支援渔业生产。有一次他们单位的领导擅自做主卖了一部分给职工，结果还挨了处分。
    没有布票还可以凑合，缺少粮票就只好饿肚子了。在票证时代就是到饭店吃饭也必须带粮票和肉票。那时出差，全国粮票必不可少。上世纪七十年代，王勇出差到湖北省荆州，湖北是水稻主产区，过去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但是在这里王勇却差点饿肚子。
    靠着莲藕、菱角充饥，王勇总算没有挨饿。与有些人相比，王勇的这次遭遇还是比较幸运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广州市三十九中一个叫蔡坤成的人，仅仅在墙上写了“没有粮票吃不饱饭”这几个字，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们费尽周折也没能找到蔡坤成，不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坎坷。在当时的中国，像蔡坤成这样因为票证而改变命运的事情不胜枚举。
    直到上个世纪末，能成为一名城里人仍然是大多数农村人的梦想。当时王勇他们这些城里人生活都如此艰辛，那么农村人的情况又会怎么样呢？黄埔区华拓村过去属于广州市的郊区，改革开放以后，利用靠近城市的优势，华拓村逐渐走上了致富之路，在九十年代初成为了广州市第一个亿元村，现在村民人均纯收入接近三万元。但是在过去村民们连饭也吃不饱。
    简荫全当时是大队干部，他告诉记者，那时候实行统购统销，农民生产没有自主权，因为地处郊区，除了粮食有任务之外，他们还有种菜任务，就是养猪养鸡喂鱼都要交给国家，农民自己无权处理。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广东省肇庆市，肇庆市鱼塘很多，但是村民们养鱼后主要是上交国家，保证城市供应，自己反而很少能吃到鱼。农民种粮吃不饱肚，养鱼吃不上鱼，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价格又非常低，农民一年忙到头，有时候不仅挣不到一分钱，还要倒欠集体的，粱焕林记得很清楚，最多的一年他挣了一万多公分，年终算下来也才二百多元钱。而村民们的生活必须品同样要凭票购买。如果票证紧张，只好靠抓阄决定。
    当时的中国，地不分南北，田不论好坏，都要以种粮为主。但是统购统销导致的生产效率低下，使土地的产出很低，物资短缺成了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当广东农民为入不敷出而苦恼时，在几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农村，能吃饱饭则是一种奢望。村民王俊告诉记者，土豆一直是他们的主食，，即使偶尔碰上丰产年，土豆大丰收了，在当时物资流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也没地方卖。哪像现在可以卖了土豆换细面。要是碰上收成不好，就只能饿肚子了。
    五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农副产品的极度短缺，除了一些自然原因外，更多的是政策上出现了偏差，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双重束缚，使农民丧失了对土地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加剧了农产品的短缺。而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垄断农村商业，则使农村自由市场一蹶不振，失去了调节的功能。城市居民的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严重影响。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却一直走不出物资馈乏的困局，坚冰该如何打破呢？
    这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农村现实的电影，片中冒富大叔因为养鸡致富，结果被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他很纳闷，自己凭劳动吃饭，有什么过错？其实这也是当时数亿农民心中的疑惑。漫漫严冬终将去，和煦春风扑面而来。1978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十多天后，在1979年全国政协元旦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宣布了三件事，其中之一就是中央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了。
    四个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要改变当时中国农副产品严重短缺的现状，恢复农业生产是当务之急。1979年千千万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命运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们开始离开农村返回城市，而农村也悄悄发生了变化。这一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肯定：“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的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如久旱的大地喜逢甘霖，这一政策给广大农村注入了无穷活力。 也是在这一年，中央批准了广东省委提出的在深圳等地设立经济特区的请求。邓小平鼓励广东省杀开一条血路来。就在广东上下积极探索经济发展的破局之路时，有关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也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闯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广东人爱吃鱼，而且广东的气候一年四季都适宜塘鱼生长，鱼塘也很多，但是由于统购价低，养鱼户没有积极性，鱼的产量很小，市民也没有鱼吃。经过认真准备，1979年广州市尝试从塘鱼入手，放开价格，自由买卖，随行就市。
    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塘鱼市场放开后，人们踊跃购买，市面上塘鱼供不应求，导致塘鱼价格大幅上升，凭票购买时草鱼一斤才8角钱，放开后一下子涨到三元多，涨了近四倍，引起了部分市民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市政府只好对部分塘鱼恢复了凭票供应制。
    放开塘鱼市场遇到的波折，让广州市委市政府认识到，要放开市场必须有充足的物资供应。进入八十年代中央进一步放开了对农副产品生产和流通的限制，农产品贩运不再被当成投机倒把加以打击。广州市鱼价的上涨，让一些富有经济头脑的周边养鱼户捕捉到了商机，他们开始大面积承包鱼塘养鱼，并把鱼贩运到广州销售，市场上鱼多了，价格自然就降了下来。
    1983年底塘鱼市场再次全部放开。市场上塘鱼品种丰富，价格合理，市民再也没有了怨言。1984年广州市又尝试放开蔬菜统购包销体制。蔬菜一放开，因为供大于求，价格就飞涨。当时有人说风凉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有人甚至写信告到了中央。
    有了上次放开塘鱼市场的经验，广州市委顶住了压力，对菜农实行三放开：放开上市任务，放开流通渠道，放开购销价格。同时对市民给予一定的补贴。三放开政策调动了菜农的积极性，蔬菜不仅产量增加了，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
    1984年广东省人民政府规定粮食、牲猪等绝大部分农副产品完成统派购任务后允许多渠道经营。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松绑使广东省农村经济获得了发展的先机。1987年英国女王访华，女王的丈夫菲利浦亲王来到黄浦区华拓村访问，华拓村村民纯收入当时已达到了三千多元。
    靠养猪养鱼，简汝开成了村里最早买彩电的人。如今的简汝开已是家产上千万的物流公司的负责人。华拓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而粱焕林现在也成了肇庆市鼎湖区沙浦镇的养鱼大户，他承包了七百多亩水面，专门养殖名牌鲤鱼文庆鲤。他不仅给自己的鲤鱼注册了商标，而且采用传统的水稻养鱼的办法生态养鱼，一年收入就有好几十万。
    广东省在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尝试，为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制定出台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而1983年1984年间在其他省份出现的另一种新情况，则进一步加快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步伐。湖北省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襄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新中国成立后，襄樊则成了重要的粮食和油料生产基地。11月初，记者一行来到襄樊，在一家公私合营的大型粮食加工企业，几位村民开着手扶拖拉机前来销售秋粮。整个售粮过程又省事又快捷。但是在二十多年前的1984年，农民要卖掉手中的粮食，那可是难上加难。
    这种排队等候卖粮的情景，对五十多岁的龚修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龚修强所在的宜城市因为自然条件好，粮食产量高，在五十年代曾被毛主席称赞为小胖子县。
    龚修强现在是一家个体粮食加工企业的的老板，对当卖粮难的困境他是满腹的意见。龚修强自己粮食自己卖的想法在当时几乎是天方夜谈。当时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只能由粮食部门统一收购和销售。因为农产品产量长期低下，如何完成统购任务，成了当时政府和粮食部门的首要任务。甚至每年完成粮食统购任务的情况还要做为重要新闻上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恢复了对土地的生产经营权，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时候国家又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结果1983年1984年全国连续两年粮食大丰收。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创纪录地达到了8400亿斤。
    襄樊市作为全国二十个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1984年粮食产量比1983增加了6亿斤。当时粮食部门的仓储严重不足，而农民除了把粮食卖给粮食部门外，又不准私自交易，结果就出现了粮食部门压级压价、农民排队卖粮难的现象。
    不仅仅襄樊，在四川、吉林等一些粮食、棉花和其他农产品集中产区，卖难的问题都十分突出，四川宜宾的农民把柑橘倒入长江，吉林省则有60多亿斤粮食无人收购。1984年出现的卖粮难问题，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食生产逐渐陷入了低靡，全国从1984年出现了连续四年减产。
    有专家曾说，中国的农村改革，可以概括为包、放、调，包就是包产到户，农民取得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放就是放开流通，农副产品可以自由销售。调就是调整产业结构，种什么农民说了算。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取消购统派购制度，放开农产品流通渠道，为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同志称赞第四个一号文件“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大步。”从此以后，我国逐步进入了大市场大流通大发展的格局。
    2008年 10月29日，广州市批发市场行业协会宣布成立，40多岁的广州江南果蔬批发市场董事长叶灿江被推举为协会会长。协会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会员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以适应大流通、大市场、大区域的经济发展需要。也许没有人会想到，二十年前，正是由于缺少交流合作的平台，才迫使叶灿江走上了创办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道路。1985年农产品流通体制放开后，叶灿江成为第一批从事蔬菜贩运批发的人体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广州市的农产品流通渠道还是国有部门一统天下的时代，当时广州市有八个国有批发部，占地一般在一千平方米左右，由于面积有限，像叶灿江那样的小商贩就是找熟人求领导也很难进入。
    有了这个想法后，叶灿江去咨询了有关部门，当时的政策已允许个体搞批发，于是他就在国有批发市场旁边开办了一家个体的蔬菜批发市场。
    当年七十平方米的小批发部现在已发展成为占地40万平方米大型批发市场，主要从事水果、蔬菜的经营批发，是整个东南地区最大的果菜集散地，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的近千种果菜品种在这里交易，果菜交易量、交易额一直位于全国前列。
    一放百业兴。1985年第四个一号文件之后，各地的农贸市场和专业批发市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农副产品自由流通的速度加快，形成了南北交融、互通有无的局面，随之而来的变化就是人们物资生活的极大丰富。
    目前广州市农副产品专业批发市场有400多个，年交易额过10亿元的就有30个。全国已有4000多个不同层次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如今的乌兰察布市成了中国的马铃薯之都，土豆种植面积超过了400万亩，农民们早已告别了吃野菜饿肚子的日子了。在物畅其流的时代，乌兰察布市建立了粮食和蔬菜批发市场，即使在冬天，这里的新鲜蔬菜也极为丰富。农产品流通也极为便利，土豆作为过去农牧民的当家菜不仅可以远销国外，深加工后附加值理镐，农民的收入也成倍翻番。
    ２００４年国家全面放开了粮食市场和价格，准许个人参与粮食流通和加工，建立粮食期货市场，使粮食流通的市场体系逐步完善起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北宜城龚建修走上了粮食贩运和加工的道路。
    经过不断发展，龚建修资产过千万的的大米加工厂老板，年加工大米三万吨。而粮食流通的放开也为襄樊市粮食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
    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中央领导人曾对商业部负责人说：“你们商业部什么时候取消布票？什么时候取消粮票？如果两票取消了，将会震动世界。”1993年全国范围内停止发放粮票工作，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票证制度宣告结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确实令世界瞩目。现在票证成了王勇这样的收藏爱好者理想的藏品。王勇和爱人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闲暇之余，他会整理一些票证拿出去展览，希望人们能记住这段历史。
    正如专家所说，1985年放开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是八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开启了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大门，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在充分享受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一次让农村发展、农民致富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抚今思昔，更让我们不能忘记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