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年系列专题片《一号行动》第5集

纪念30年系列专题片《一号行动》第五集(2008.12.13)

这些本子五花八门，有用牛皮纸手工缝的、也有原来的塑料皮、硬皮笔记本。大家猜猜看，这些本子是干什么用的?其实，这是一个农民写的日记，这位农民从16岁就开始写日记，写到现在已经整整写了49年，目前已经用了72个本子，全部放在一起有2尺多厚，读这些日记，虽然看到的是这位农民几十年的家史，但是透过字里行间，也会让我们感觉到那个时代，那个村子甚至整个中国农村发展变化的历史。
    这位老人就是日记的作者贾增文，是河北省藁城市牛家庄村的村民，从1959年开始，他就用各种颜色的笔，各种颜色的纸，记录下自己琐碎的日常生活，一天都不落，老人几十年写的日记成了我们今天追寻历史的最好见证。
    30年前，当小岗人用按手印的勇气，点燃中国农村改革的星火时，贾增文所在的牛家庄第16生产队也开始骚动起来。分田到户的会每天都开到深夜，当各家的灯火逐渐暗下去的时候，贾增文又挑了挑灯捻子，像往常一样，他要在临睡前把当天发生的事情记下来，他在日记写到里，他家6口人一共分了6亩3分地，当年夏收光小麦就打了44袋。
    农民不富，中国不富，中国社会的稳定从来就依赖于农村的安宁。尽管中国自古重视农业，但是直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瓦解前，受万民景仰的皇帝也没能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之后的国民党政权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上的又一次失败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了近30年，我们党依然在探索如何让农民的日子好起来。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在西方，他被说成是农村经济改革的发动者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者。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复出的邓小平主张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从而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
    当年的农村改革，各地进展很不平衡，尽管邓小平1980年5月的讲话和中央“75号文件”都初步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但是由于决策层的看法还不统一，在当时的河北省藁城县，仍在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
    贾增文虽然不清楚上面的具体政策，但是他知道，分田到户在当时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果然，当他们在进行第二轮的播种时，乡里知道了分田到户的事情。那个夏天，贾增文干活也没有心思，虽然表面上显得无所谓，但是心里始终在担心要给自己定罪名的事。等他忙完农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赶到乡里准备受罚的时候，事情偏偏在这时有了转机。
贾增文所说的政策其实就是1982年中央出台的一号文件，这个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贾增文他们做对了。翻开贾增文这个时期写的日记，虽然找不到政策、文件的影子，但是字里行间却渗透着好政策给他带来的喜悦和希望。
    到1986年腊月置办年货的时候，贾增文决定杀一头猪准备好好过个年，贾增文和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滋润。贾增文和他的日记印证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农业要发展，农村要进步，农民要致富，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政策一旦照亮人们的心扉，必将产生巨大的力量；这个时候，中央也对过去在科技对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认识不够做出纠正，从    1982年开始的连续几个一号文件，都强调科学种田的重要性，依靠科技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也成为这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亮点之一。朱真德是浙江省武义县东皋村的村民，25年前刚刚填饱肚子的他，已经不满足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他一下子承包了村里55亩土地，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朱真德种田致富的梦想一开始就遇到难题，全家不管刮风下雨，日夜在田里苦干，但是单季亩产始终不尽人意。经过农技人员的诊断，原因出在了种子身上，他们使用的汕优6号杂交稻由于生长期比普通品种长，品种优势始终不能发挥出来。
    位于湖南省洪江市的安江农校是杂交水稻的发源地，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袁隆平在这里一边教学，一边进行杂交水稻的探索，70年代初，袁隆平培育出了籼型杂交水稻，经过试种平均亩产比其它水稻良种增产100斤以上。
    不巧的是，农技员黄烈文看中的稻种已经没有了，不得已，袁隆平当即把留存的稻种样本拿出一半支援给了黄烈文。以袁隆平的杂交稻作为父本，武义县的农技人员很快培育出适合本地的种植的汕优64。朱真德第一个示范种植了汕优64，当年，他种植的水稻喜获丰收。有了科技的支撑，朱真德又承包了20多亩溪滩地，他种粮的信心更足了，之后，每当县里有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他总要第一个示范应用。
    在这一时期，南方稻米产区在享受着杂交水稻带来的丰硕成果的同时，在北方，小麦专家李振声也培育出了一个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
    80年代初期，科技在农业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各地农村出现了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这一时期，农技部门通过推广新品种等一系列科技成果，使得粮食产量显著提高，种粮效益明显增加。
    有人曾经形象地说，中国农民吃饭靠“两平”，一是靠邓小平的责任制，二是靠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说明在农业生产中，政策和科技的重要性。从1978年到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连上两个台阶，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增长近3倍，农民切切实实感到政策给自己带来的实惠，这一时期，除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之外,他们也有了从前不可企及的梦想。
1981年9月1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湖北省《孝感报》的两条消息，虽然全文只有短短的200多字，但是却引起了广泛关注。
    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一个叫杨小运的农民想要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寻常百姓如果想买自行车，要是没有拿到手的“指标”，那是做梦也办不到的事。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大胆的农民不仅做起了这样的美梦，而且居然实现了。
    杨小运，是湖北省应城县杨河公社六房生产队的队长，他之所以敢做这样的梦，就是因为那一年他们生产队执行了分田到户的政策。
    1981年 9月5日，《孝感报》刊发消息：《应城县农民杨小运说：他家今年愿向国家交售两万斤粮食，只要求卖给他家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见报第三天，应城县委、县政府就作出回应，不仅答应了杨小运的要求，同时还决定，凡全年超卖万斤粮以及等值副业和经济作物的农户，都可以供应一辆上海产名牌自行车或缝纫机。这辆自行车至今还被杨小运保存着，杨小运说，当年这是村里的第一辆自行车，不仅为他家的农业生产立下汗马功劳，也成了村里迎亲嫁女的重要工具。
    县里兑现了杨小运的承诺，一下子激发了农民卖粮的积极性，这一年，应城县共有1232户向国家交售万斤粮，151户交售1000斤芝麻，143户交售1000斤鲜蛋，22户交售1000斤皮棉，12户交售1000斤鲜鱼，全县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亿斤以上。
    杨小运现象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我们从他的需求中，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初步成果，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连上两个台阶，达到8000多亿斤，这个时候，不仅农民生活好了，而且还得到了空前解放，可以去做生意，还能办自己的企业，日子确实越过越好，这些改革成果为即将进行的城市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开始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但是，改革刚刚转入城市的第一年，粮食生产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有一座宏大而古朴的王府，俗称九号院，据说，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率师入京之初，并没有直接住进紫禁城，而是先在这个院子住了三天。这支农民义军的领袖没有想到，300多年之后，这里又和农村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这里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风云际会之所，院落内的一举一动都与中国农村改革息息相关。
    1985年，从这里已经制定出的4个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巩固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大包干”正势卷全国，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而这个时候，一份国家统计部门的粮食统计数据也引入决策者的眼帘。
    改革后第一次出现大幅度粮食减产，很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和关注。是什么导致粮食减产呢？九号院的专家、学者纷纷出动，深入各地农村进行调研。位于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柏乡粮库，目前是全国最大的县级粮食储备库，30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储存返销粮的基层粮站。包产到户之后的1984年，邢台地区取得了粮食大丰收，粮库破天荒地遇到了不够用的事。
    1984年柏乡粮库遇到粮库紧张的难题成了一个普遍问题，许多省份都向中央告急，不是缺粮而是缺粮库，不是要求调入粮而是要求调出粮，那一年国家比前一年足足多收500亿斤的贸易粮，国家征购的粮食足够城市人口两年的消费量。
    这一年，柏乡粮库虽然依照政府指示，敞开收购了农民手中的余粮，但是，往年上门求购粮食的客户没有了，不得已，刚刚当上粮库主任的尚金锁就踏上了全国卖粮的征程。
决策层意识到，这次粮食卖难除了流通渠道不畅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价格因素的刺激作用，特别是1979年国家调整粮食收购价格，统购价提高20%，超购价在统购价基础上再提高50%。
     1985年1号文件，取消了超购加价，全部实行合同订购价格，农民收益降低，大大减弱了对粮食生产的激励。这一年，河北藁城农民贾增文在日记里写到，今年的粮食产量确实比往年有所减少，价格也比80年的3毛多钱少了近1毛钱。贾增文的日记还记载，1985年，粮食价格下跌的同时，秋种的时候，牛家庄村又遇到了天旱，由于多年没有投入，村里用于浇地的水泵也破旧不堪，最终不得不分了了事。贾增文在日记里，用了两个“破”字来表达水泵的磨损程度，这在他几十年一贯进行流水账式记述的风格中十分少见。
    毛泽东时代就很重视水利建设，曾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著名论断，“大跃进”时期各地兴修的许多水库，虽然有些由于贪多求快而质量很差被报废了，但是保留下来的有效水利工程，为80年代初农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水利设施的投资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资料显示，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10、6%下降到1985年的3、3%。农业投资减少的结果就是吃老本，进而农业抗灾能力下降，进而成为粮食价格之外另一个影响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
    石玉郊村是山西省左权县东部一个偏远的行政村，为了生存，村里祖祖辈辈自发打井151眼，但是打出来的全是枯井，1986年，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吴天明把这里选为背景村，拍摄出了轰动中外的影片《老井》。
    电影虽然讴歌了一种人与大自然不断抗争、顽强不屈的精神，但是也让我们看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由于国家投入不足而村民不得不集资打井的现实。
    1984年以后出现的情况，使人们对中国的农村改革重新进行了思考，人们明确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二是，农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弱质产业，必须扶持；三是中国的农村改革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从1985年9月开始，中央开始讨论起草第五个“一号文件”。其核心问题就是“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８６年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１９８６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的倾向，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1986年的一号文件强调“从“七五”计划开始，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和农业事业费，将适当增加；并稳定农用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继续对农用生产资料的补贴， 同时强调，“水利投资要尽快恢复到1980年财政包干时的水平”。
    为防止粮食滑坡，国家对粮食收购实行了微调政策，把“合同定购”又改为“国家定购”，并且减少了国家订购的基数，同时提高定购价格，实行定购粮食与化肥、柴油、预购定金“三挂钩”政策，使粮食产量有些恢复性的增长。
    这是一张照于80年代中期的照片，照片上的这个人是河南南阳安皋镇出现的第一个万元户。赵玉华回忆说，从1986年开始，镇上不光有了第一个万元户，其他人的生活也渐渐有了变化，在这些变化中，他的生意也慢慢好起来了。赵玉华的照相馆到今年也开了整整30年，这30年，光照相机就换了１９部，赵玉华的镜头记录了小镇改革开放的变化，我通过这些照片也见证了人们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历程。在这些照片的背后，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央一号文件的影子。
    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
    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允许农民换工，请零工、季节工、专业工、技术工、帮手，带徒弟；允许个人购置大型农机具和汽车；为搞活农村工商业解除了政策限制；
    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提出要延长土地承包期，规定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  　　
    198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１９８６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靠政策、二靠科技 三靠投入。
    中央连续5年出台5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这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记录了指导中国农村改革的每项重大突破，也彰显出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这5个一号文件昭示着一个问题，只有重视农业这个国计民生的根本，我们的国家才能安宁兴盛。
    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30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梳理改革初期这5个“一号文件”时，仍然感觉到“一号文件”在当时起到的历史作用，它解决了农民经营自主权和人民温饱问题，为推动其他各领域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这个论断，指明了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所具有的战略意义。80年代初期的一号文件，它的历史功绩我们不能否认，但是，根据我们国家当时的国情，那个时候对农村的改革只能局限在农村内部进行，这证明，我们的农村改革并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此时的中国，改革的初步成果已经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一场更大的奋力图新的社会变革，如春潮涌动，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