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年系列专题片《一号行动》第1集

纪念改革开放30年系列专题片《一号行动》第一集(2008.12.9)

 30年沧海桑田，30年弹指一挥间，亿万农民心底有一个温暖的记忆，那就是，1982年到1986年，2004年到2008年，党和国家相继发布的十个中央一号文件。从今天起，我们将以十个中央一号文件为主线，梳理中国农村改革30年的激情岁月。
    这是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关于三农工作的中央 “一号文件”的复印件，这个文件内容很多，但对于广大农民来讲，最重要的一条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名义正式肯定了农村的包产到户，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上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那么，那么“包产到户”诞生的前前后后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皖南乡村的普通农家，６２岁的王满祥老汉在这里生活了３０年，高高的马头墙居高临下俯视着这个宁静的村庄，见证着三十年的岁月。这些写在烟盒纸、习字本上发黄的文字，记录着从１９７６年到２００８年老汉家庭的收支情况。上面写着：本年参加劳动，工分５７４个，年收入合计：４８３.０６元。当年现金、粮食、副食支出为819.73元。当年欠生产队336.67元，再加上去年欠生产队的528.74元，两年下来一共欠生产队865.41元。 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不仅入不熬出，居然还欠了生产队的帐。
    1976年，30岁的王满祥担任生产队的会计，李水江当年23岁，是当时太平县最年轻的生产队长，这两个正当年的壮劳力辛苦一年下来还要“负债”的话，那时候的中国广大农村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以他们的艰辛劳作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支撑着华夏文明的绵延。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顺应人心，把土地分给农民，大大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50年代中期，一套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政策和体制硬性推行，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又重新高度集中起来，农民的生产活动也由人民公社统一管理，农民的生产自主权丧失。在这种制度推行最为激进的1958年，农民们甚至不能在自己家里生火做饭。有数据表明，在随后的1958至1978年，二十年里，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平均收入年增长只有1元钱！
    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的创建者朱元璋，在回顾自己家乡安徽凤阳的农家生活时写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里人缺食，草木为粮。这个农民的儿子那样真切的领会到农民的艰辛，而这个农民出身的皇帝同样不能接受农民的苦难。几千年来，这个一向重农的国家，仍然是农民最苦。
    而小岗村更是个典型：1978年以前的小岗，是凤阳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当时村里二十户人家个个当过队干部，“算盘响，换队长”、“轮流坐庄”已成为这里特有的规律。到最苦的1977年底，小岗村社员已是一无所有，“不论户大户小，户户外流；不论男人女人，只要能蹦能跳的都讨过饭”。1978年的小岗，有115人、550多亩耕地，按说人均耕地远超出了安徽省的平均值。许多村民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慨叹：“为什么这么厚的黄土还养活不了人？小岗真的没救了吗？”
    如果说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一个或明或暗的“导火索”的话，1978年春秋时节百年不遇的大旱，就是那个石破天惊的契约产生的 “导火索”。据《凤阳县志》记载：整个凤阳数月无雨，土地龟裂，树叶凋零，人畜饮水困难。真所谓：树上渴死了麻雀乌鸦，河里晒死了乌龟王八。秋收无望，秋种更无法进行。为了度过难关，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决定“借地种麦”。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谁种谁收。这一危急时刻的举措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随后，看起来十分困难的秋种任务居然提前、超额的完成了。
    历史会永远铭记这个既平淡无奇又影响深远的日子：1978年11月24日。在这天的太阳快要落山之际，在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秘密聚会，做出了一件在当时有坐牢危险的大胆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当以严俊昌为队长、严宏昌为副队长的18户农民，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在私底下起草的契约上摁下自己鲜红手印之时，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
    其实当时禁锢人们思想的，不仅因为包产到户是一个经营方式的变革，更在于它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它与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根本性的抵触”。就在各地的决策者出于种种顾虑不能痛下决心的时候，饥肠辘辘的农民却管不了那么多了。
    主持人手里拿的就是当年小岗18户农民签订契约的照片，他的原件现在作为革命文物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这份按有18个鲜红手印的契约，虽然有3个错字，一句语法错误，但是今天读起来依然令人震撼。然而，最令人感慨的是：这件惊天动地，永载史册壮举的直接原因，不过是做为人来说最简单的愿望：吃饱饭。在当时，这张契约是对20年人民公社道路的背叛，是与国家法令不相容的。农民只有舍命共担，才敢于一事。这张契约里原本并不包含什么历史使命感，它只有朴素的生存动机，但就是这张纸上的18个指印，盖去了人民公社20年的表面光辉，开启了农村改革30年的勇敢探索。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事件往往并不发生在城市，更多的是在偏远、贫困的农村，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为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引爆。“穷则变”、“变则通”，而变革必然伴随着不解与争议。纵观历史风云，这似乎已成为所有历史变革中潜伏的逻辑。而且，历史又有它惊人的巧合，就在小岗的18户农民偷偷按上手印的24天后，1978年12月18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那个年代，“一大二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当时农村的基本政策。“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那还了得？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从学者到媒体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激烈的说法是：这是复辟资本主义，是讨小老婆！
    就在小岗、凤阳、甚至整个滁县地区在各种观点的风口浪尖上挣扎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广东惠州地区的小金口小铁生产队也悄悄地分田单干了。只不过他们秉承了广东农民一贯的性格特点—悄悄地干，不争论，不声张。
    就这样，中国农民以自己朴素的求生勇气实现了划时代的突破，在充满争议和困惑的年代，他们满怀悲壮的寻找着自己的生存之路。事实上，在凤阳小岗村农民酝酿分田单干的前后一段时间里，在安徽的其他一些地方以及四川、河南、贵州、青海，农民们都以大致相似的方式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分田单干。
    民心所向者，势如破竹；民意所系者，下自成蹊。当时，虽然仍有许多人预言，“大包干”是“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可仅仅一年间，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达到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超过10%。“大包干”激发出来的生产力更是惊人。以小岗村为例，当年粮食总产量即由多年徘徊的3万斤激增到14万斤；国家下达给小岗的油料征购任务是300斤，而小岗当年的油料产量却突破了3万斤。
    即便是这样，全国上下对“大包干”的质疑之声还是没有停止。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公开表明了他的观点：“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一锤定音，小平同志这番有决定意义的谈话，不仅使“大包干”避免了夭折的危险，更有力地推动了它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发展。
    就在小平同志说这番话的18天后，离安徽千里之外的四川广汉发生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大家看我手里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80年
    ６月１８日，广汉向阳公社摘下了“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牌子，挂上了“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这简单的“一摘一换”，令整个中国为之震动，随着农村基本生产关系的调整，一场排山倒海的改革浪潮在广阔的农村中掀起。那个小小的牌子不仅触动了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更加推进了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
    滔滔青白江，无语向东流。广汉市向阳镇有座飞架于青白江上的彩虹桥。桥头有碑，碑文上写：向阳，曾以率先断公社“金桥”，而享誉“天下第一乡”。既然是“通向天堂路”的“金桥”为何还要斩断它呢？
    从1958年以来，人民公社制度就是新中国的脸面，就在全国上下传唱人民公社好的歌声中，《广汉县志》却有这样记载：“1959年起，农业连年减产，粮食奇缺，公共食堂搞瓜菜代，人口出生率下降，因营养不良死亡人数增多。”由于贫困，向阳还得了这么一句顺口溜：“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李德书老人在青白江边住了60年，他还清晰地记着发生在当时人民公社的一幕：一位年轻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走进向阳公社办公室，气冲冲地将孩子往办公桌上一放，转身就走。工作人员问：“你怎么回事，将小孩丢在这里？”“我养不起，你们来帮我养。”
    1979年春天，家庭联产承包的春风吹到广汉，迅速得到推广，粮食产量翻着翻的增长，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但此时，做为农村基层体制的人民公社却变得越来越尴尬
    怎么办？干脆摘掉得了！常光南带着这个想法和上级领导试探了多次，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哪个领导又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呢？，因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已存在20多年，还写进了宪法。很明显，这个作法触及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不肯定亦不否定”，常光南总算等到了这么一个态度。常光南左思右想，终于下定了决心--悄悄地干，不声张，并且做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说安徽等地风起云涌的“包产”之举，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那么，“天下第一乡”的向阳人用摘下“人民公社”牌子的壮举，奏响了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序曲。
    30年后的今天，我们聆听着严宏昌、常光南们平静地陈述当年的历史时，在他们的话语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那份改革先行者的悲壮，而这所有悲壮的源头是他们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爱，正是这种爱才使得他们义无反顾。
    发源于四川向阳的“摘牌事件”逐渐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1982年12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人民公社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二十七年后的2007年，向阳镇仅工业总产值已超过23亿元，农民人均年收入达5250元，比1978年的205元增长了25倍。当年形容向阳的顺口溜已悄悄变成：杨柳青青江水平，向阳花木早逢春，一朝做得此地客，潇潇洒洒不羡神。
    截止1983年底，全国农村以家庭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占农户总数的90%以上。到1987年，全国有1.8亿农户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人数的90%。 “蓄之既久，其发也速”发源于安徽等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得到了全面推行。，因为适应了现有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从而迅速释放出了农业生产的巨大潜能。全国粮食总产量由改革前1977年的约2.8亿吨增长至2008年的约5.1亿吨。而农民的创造性也在发展经济的各个角度得以显现，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元增加到2007年底的4100多元，增长近31倍，平均每年增长7%以上
    虽然小平同志在1980年对“联产承包”“大包干”表明了支持的态度，但是一直到1981年底，围绕着它们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停止。基于多方面的考虑，1982年1月1号，党中央发布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关于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它不但肯定了农民创造的以“家庭联产计酬”为主的责任制形式，而且反映出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尊重农民意愿”的执政理念。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联产承包”是社会主义经济性质，明确了这是一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民的伟大创造。1984年的一号文件，明确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给农民吃了一颗长效定心丸。至此，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得以确立。在此后的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鼓舞下，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彻底的解放。30年农村改革跌宕起伏， 30年间，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亿万农民发挥无穷才智，不断进行探索，推动着农村改革破浪前行。今天，农村改革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但是尊重、维护和发扬亿万农民的首创精神不应改变，“实事求是，尊重农民意愿”的执政理念不应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