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发表，重庆正式成为中国战时的首都。在这个雾气缭绕的山城，有保卫陪都的军人，有制造国防酒精为抗战服务的商人，有为抗战找杜月笙捐款的小孩，有在日复一日跑警报的恐惧中生活的女子、还有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这些普通人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时时刻刻和抗战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进入相持阶段，抗战的前景、国家前途处在一片迷雾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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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手记：张冬
我去过重庆，也经历过重庆的大雾，但我仍然想象不到1940年代的重庆到底是怎样一种迷雾茫茫。
1938年，国民政府面临一个重大抉择。
今天看来，在结果已经确定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在1938年，抗战前景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移驻重庆的选择更多的有一种无奈和孤注一掷。
1940年的种种变故证明了这一点。
不仅仅是重庆，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在1940年都陷入了迷茫。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6月，枣宜会战后宜昌失守，日军在宜昌的飞机场方便了对重庆等大后方地区狂轰滥炸。在欧洲，1940年，德国的“闪电”攻势击溃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随后意大利向英法宣战，战火烧到了地中海和非洲，6月下旬，德军攻占巴黎，法国投降，德国航空兵开始对英国城市进行密集突击。随后，法国政府宣布封闭滇越铁路。7月，英日之间达成妥协，宣布封锁滇缅路。
事实上，中国完全没有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仅凭自己的力量对抗侵略者。但此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先后断绝，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一切因素交织起来，恰如嘉宾的描述，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已经人心惶惶，迷雾重重。
历史清晰可见：一个政府抵御外辱的意志与这个政府领导者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恰如华盛顿之于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玻利瓦尔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斯大林之于二战德国入侵前苏联等等。
在1940年的节点上，中国选择了蒋介石。
日军不断地进攻、轰炸，目的只有一个，摧毁中国民众的抗战意志。在重庆轰炸最为激烈的日子里，蒋介石并没有龟缩在黄山官邸的防空洞里苟延，而是与第一夫人宋美龄一起四处慰问。事实上，如何改变中国在1940年的被动局面，蒋介石并非毫无作为。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令颁“明定重庆为陪都”；10月14日，蒋介石接见英国大使卡尔，商谈中、美、英合作问题。同日，英国政府宣布正式开放滇缅路。10月15日，蒋介石与航空委员会美籍顾问陈纳德商谈美国空军援华问题……蒋氏坚信：只有国际局势的变化才会带来中国抗战的变化。
1941年2月8日，日本海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终于等来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变化。12月1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宣告将与美英苏并肩作战。14日，陪都国际文化团体举行扩大反侵略大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吴铁城及英美苏三国大使卡尔、高思、潘友新应邀发表演说，向太平洋受难友邦遥致慰问：昔为良友，今更同仇，风雨同舟，互援互助。
这一刻，抗战是全民族的呼声。
1941年12月30日，位于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地点的纪念建筑物修建峻工，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高七丈七尺，纪念“七•七”抗战。顶端放置一口深蓝色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可以用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重庆的迷雾在一刻散尽。
不能忽视的还有中共领导的进步文艺，从1940年开始，演出大型话剧一百多场，而每一场话剧无不与抗战有关，这极大地鼓舞着民众的意志。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康国雄这样的银行家的少爷为抗战募捐；也有付汝梅这样的普通学生收获爱情；当然，酒精厂的任老板一如既往的支持进步文艺、支持抗战……
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如此描写：“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膊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
当然，“雾都茫茫”难以如此完美，1944年末，贵州独山的失守让重庆再一次陷入危局，甚至比1940年的危机更加扑朔迷离。1945年元旦，国民政府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说：“……回溯这八年来，要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受患最深的一年。敌人侵豫犯滇，窜扰桂柳，猖狂盲进，最深入的时候，侵犯到贵州独山……战地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到耻辱之重，实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
1945年8月，这“最堪悲痛的一页”才终于翻过。
我很想说，对于一个城市来说，重庆拥有如此丰厚的历史资源，却始终没有散发出应有的光彩。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载文指出：中枢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之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
但很快，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断又将从重庆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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