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沉重的一集，但也是应该面对的一集。由于力量悬殊太大，中国军人沦为战俘的相当多，他们很多人临危不惧，英勇就义。还有很多人遭到非人折磨，甚至沦为劳工。
战时被劫往日本去的中国战俘劳工究竟有多少？有中国学者认为有22.6万人，也有人认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当踏上陌生的土地时，他们没有选择在被俘之后杀身成仁，但他们却有足够多的活下去的勇气。看看这些面孔，他们的脸上绝没有求生的低媚，只有活着的坚强。耿谆是第15军64师191 团的上尉连长，在洛阳保卫战中受伤被俘。1945年9月11日，他和其他三百个从各地集中来的中国战俘，被强制押送到日本花岗町中山寮战俘营。他们是从中国押往日本的第二十二批中国战俘。监工大多是从中国战场负伤回国的日本士兵，他们已经失去了人的理智，对中国的战俘劳工百般虐待。吃不饱，穿不暖，更无医疗条件可言，病饿而死的战俘每天都在增加。当忍让换不回生存的权利时，耿谆和难友们决定以暴动的方式反抗。这次暴动震惊了日本当局，他们派出大量宪兵抓捕逃散的战俘。耿谆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他还是活了下来。1945年9月11日，花岗战俘营大队长耿谆被日本秋田县地方法院判处死刑，罪名是“战时骚乱杀人”。然而，就在宣判的第二天，一个日本青年，推开耿谆的牢房门，写下“日本战败”４个字，匆匆而去。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４日，中山寮的５３０名劳工，由王敏带队回国，只是回国后，他们绝大部分人终生贫病交加。
仅自1939年到1942年6月，日本就从华北地区劫掠900多万人到东北等地从事开矿、挖煤等重体力劳动，致使其中大批人被饿死、累死或杀死。朱韬原是共产党抗大二分校三团二大队的政治主任教员，
1942年6月2日在鬼子扫荡时被俘。1942年8月27日，他被押解到东北阜新新邱煤矿当劳工。鬼子对待劳工一向残忍，朱韬和战友们决定奋起反抗。暴动时刻大家拿起棍棒、砖头向敌人开始冲击。但看守的警备队似乎早有戒备。暴动最终失败了。被捕后，除朱韬等五十六人被押解到高德煤矿继续苦役之外，其他的全部被杀。后来朱韬和一部分工友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救出，继续参加抗日，但两百多名工友却尸骨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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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手记：张冬
我小的时候常玩一种战争游戏，一方扮演好人的部队，另一方扮演坏人的部队，我们在大院里一切可以利用的地方激战一场。结局显而易见，好人总是战胜坏人，而坏人在这个时候必须表现的怕死、求饶。若干年里，竟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只有坏人的俘虏和好人的英雄，好人即便被俘，也只有英勇的战死。当然，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我会做一个电视编导，有一天会做这样一个关于“俘虏”的选题，而我遇到的又是这样一群被俘虏的英雄。
如果把战争看做是一个政治利益角逐的母体，那这个母体孕育的痛苦里，最难以掩饰的沉重就是战俘，对于交战的双方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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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儿时的印象，只有“杀身成仁”才是英雄的作为，才是忠诚的表现。而被俘，则充满了灰暗可疑，甚至这行为本身就已经是耻辱的象征了。
我遇到了这样一群战俘：他们英勇抗战，在战之弹尽粮绝到最后一刻他们选择保留对生命的尊重。
战场上，军人的命运无非三种：凯旋、战死或被俘，能成为凯旋者固然是最高的荣誉，战死沙场也是战争赋予军人的特殊礼遇。而只有被俘，是几乎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即便在受到种种折磨、痛苦艰难存活之后，亦难以摆脱怯懦妥协。
我遇到的是一群耿谆一样的战俘，他们的幸运与不幸在被俘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接到选题后我读了四川成都樊建川先生写的《抗俘》一书，在收集了若干抗战被俘人员的照片、文物之后，他用“抗俘”一词形容这些战场上的幸存者。“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视和入骨误解，已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三重苦难．一重沉于一重，如影相随，让抗俘生不如死，死沉深海” 。这是樊建川对于战俘的解读。我在参观了樊先生的“不屈战俘馆”后亦不胜唏嘘，关于战俘，已经隐入了历史和时间的黑洞。
“不屈战俘馆”的最后部分有耿谆的两幅手书，其中一幅题为“知耻永生”。在耿谆老人已经年过耄耋、历史已经过去将近七十年后，他仍然摆脱不了心中的“耻辱”。如樊建川先生所说，“已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 如影相随，这是战俘最大的悲剧。
对于生命，我们该持如何态度？
有这样一个场景：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上午九时，占领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出现在甲板上，面对数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麦克阿瑟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举动。有记者这样回忆那一历史时刻：“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时，突然招呼陆军少将乔纳森•温赖特和英国陆军中校亚瑟•帕西瓦尔，请他们过来站在自己的身后”。1942年，温赖特在菲律宾、帕西瓦尔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两人都是刚从中国满洲的战俘营里获释，然后乘飞机匆匆赶来的。
“将军共用了五支笔签署英、日两种文本的投降书。第一支笔写完‘道格’即回身送给了温斯特，第二支笔续写了‘拉斯’之后送给珀西瓦尔，其它的笔完成所有手续后分赠给美国政府档案馆、西点军校和其夫人……”
另外一个场景：从1952年开始，日本大馆市爱好和平的民众将“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坚持每年为死难的中国劳工举行“慰灵仪式”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还有一个场景：花岗暴动的难友们归国的景象蔚然壮观，五百多人的队伍肃穆井然，沿着蜿蜒的山路，曲曲弯弯，队伍前面飘扬着旗帜和白幡儿，队伍中不少人捧着骨灰盒，像一曲无声的哀乐凄婉悠扬。一个月后，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结束了他们生命中一段不平凡的苦难历程。只是回国后，他们绝大部分人终生贫病交加。
悲剧已经过去，没有遗忘才是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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