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及管理改进建议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大且增长快速，从1979年的2508万吨增长至2012年的17081万吨，增加5.8倍，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利用2006-2012年统计数据，结合案例调查，从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前提下的低成本化四个角度评估了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果，给出了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改进的初步建议。

　　（1）无害化水平不高，且缺乏连续达标排放的证据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用城区的无害化处理率表达)逐年提高，2012年已达93.43%，若考虑市辖区的农村部分，则无害化处理率仅为62.02%；无害化处理设施的空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排放信息缺乏公布，不足以证明连续达标排放，渗滤液的超标排放常有报道。一些末端处置支出很低的城市，超标排放的可能性会较高。

　　（2）减量化没有进展

　　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处于较高水平，2012年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平均为1.12千克，未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减量化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地，对于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也未明显下降。如果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政策无重大进展，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不会有明显减量。

　　（3）资源化水平低

　　生活垃圾资源化统计指标体系不完善。对全国和典型城市废纸和废塑料的资源回收率估算结果表明，资源回收率并不理想。北京、本溪、牡丹江、苏州等有信息的城市的纸类回收率分别为25.32%、24.74%、61.52%、20.11%，城市间差异大，进一步回收的空间较大。

　　（4）低成本化缺乏信息

　　近年来环卫设备投入增长迅速，与清运量不匹配，存在设备闲置问题。单位垃圾末端处置支出普遍较低且不同城市差异较大。2012年，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单位垃圾处置成本均值为85.0元/吨，最低成本为抚顺市的6.5元/吨，最高为曲靖市的375.7元/吨，北京市为151.2元/吨，垃圾处理支出水平与城市财政收入密切相关。根据末端处置投入水平估计，投入水平较低的城市可能污染物排放超标。

　　2012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末端为填埋处置）的社会成本为1530.7元/吨，垃圾收集成本、转运站成本、运输成本、卫生填埋成本所占比重分别为59.1%、3.5%、9.8%、27.5%，收集环节成本超过中间转运成本和末端处置成本，其中，土地成本所占比重为21.4%。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远高于统计资料统计的末端处置成本，生活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被低估。按照现在的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来算，北京市人均垃圾处理支出为480.5元/年。2015年开始执行的北京市非居民生活垃圾300元/吨的收费标准显然严重偏低，需要按照全成本付费，不应当补贴。虽然居民的生活垃圾处置支出由财政支付了，但公开的成本数据不完整，数据偏低，也不利于刺激减量。

　　（5）制定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和信息公开法规

　　修订《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将垃圾源头强制分类纳入法律，并在法规中明确分类对象、分类与投放方法、奖励与惩罚措施等内容，用法律的权威性和确定性保障垃圾分类的有效实施。

　　明确信息公开内容、公开方及其责任、公开频率、公开范围、公开方式和渠道等。主要包括无害化信息，即垃圾填埋场、焚烧厂、转运站污染物排放达标信息；减量化信息，垃圾源头产生量、清运量、终端处理量，垃圾分类等信息；资源化信息，即回收的资源物种类、数量、来源等以及各城市生活垃圾成分信息；成本信息，即收集、运输、转运站、填埋场和焚烧厂的相关投入信息。同时，应完善生活垃圾管理的信息统计体系，细化统计指标，增加统计内容并扩大统计范围，明确统计口径及其含义，尤其是资源化信息和无害化信息。

　　（6）建议国家明确规定“十三五”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目标并每年公布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绩效评估报告

　　明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目标，目标应细化到具体指标；要求每个城市制定生活垃圾管理规划；每年公布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绩效评估报告。

　　（7）对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和焚烧厂执行水和空气的排污许可证制度

　　尽快对生活垃圾填埋场、焚烧厂实施空气排污许可证制度和水排污许可证制度，以排污许可证制度促进末端处置的无害化。促进其连续达标排放，进而倒逼源头分类与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