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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往事—台湾外省人纪录片影展

2010年05月31日15:15

  9部纪录片,最短39分钟,最长86分钟,没有明星,只有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没有布景,只有那些同样斑白的人生。5月18日晚,北京798艺术区,“台湾往事——台湾外省人纪录片展映”就这么静静地开始讲述——



  历史的单人房

  逼仄的房间,放下一张单人床和桌子差不多就满了。墙壁的漆早就剥落,门还是木制的,门口贴着一张旧报纸,从左到右写着几个毛笔字:家里无钱,请勿光临,谢谢。

  这就是林孟明的“家”——台湾芳兰山庄,一座国民党空军退役员工宿舍,居民都是退役下来的军官或士官。宿舍分为甲乙两区,各有A、B、C三栋。最盛时住了700多人。而如今,人去楼空。

  搬走的搬走,过世的过世,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单身老兵,因为经济条件差无法结婚,依旧住在这里。林孟明、傅子龙、刘体全就是其中的3个,同时也是纪录片《一人三坪六十年》的主角。

  故事不能再简单了,可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林孟明,70多岁,不多话,平时喜欢阅读和写书法,每天中午去食堂打一份饭吃,剩下的打包回宿舍放在热水里温,留着晚上吃。刘体全,77岁,因患癌症,原本分隔两地的大陆妻子来台照顾,俩人挤在三坪大的房间共度余生。

  最有个性的是傅子龙,这个83岁的老头子,脾气古怪、不合群,动不动就对人咆哮,内心却是个“老顽童”。当年国民党抓壮丁,他被迫从军赴台,在大陆留下一妻一女。因为没什么钱,他一直没再娶,早早写好一份遗书挂在墙上,以备将来殡仪馆料理后事。

  多年前,他给自己写过一首诗:“人生如梦匆匆去,悲欢离合谁不遇。须发皆白成现实,快乐身心保身躯。”这首诗压在书桌下,纸张泛黄,字迹模糊,就像在老人身上停格的时光。

  “其实,这3个普通老兵背后折射的是一个群体。他们离开原乡和亲人,没有高官厚禄,没有亲人照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被提到的次数锐减,声音也越来越弱。”外省台湾人协会秘书长周思诺在解读该片时称,那3坪的单身宿舍就像是一间“历史的单人房”,这个房间里装满了话语,却始终缺少谈话的对象。

  扎根不深的番薯

  “那时哪会知道啊!说是到大后方去休息,结果一觉醒来就在海上,心想完了完了,真的是大后方,四面全是海,逃都逃不掉。”80多岁的李文保老人对着镜头回忆,话语间仍然带着四川口音。他也是退伍老兵,如今住在忠义村。

  忠义村是典型的眷村,位于台中大肚山台地的大雅乡。1949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因为邻近清泉岗机场的关系,部分空军退伍的官兵没地方可去,就把日据时期的八座野战医院当作容身之所。后来陆续进驻的退伍官兵越来越多,就在附近盖起了所谓的违章建筑。

  而如今,这300多户“违建户”被当局认为是土地窃占者,依据法律,他们的住所将被强制拆迁。

  为了捍卫村民权益,忠义村村长刘公展毅然拿起摄像机,拍下《窃占者》这部纪录片。片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它说,大肚山台地的土壤像鲜血一样红,只适合种番薯。这些被遗忘的退伍老兵,就像是“被抛到空中的番薯”,“因为扎根不深,谁都可以挖。”

  事实上,忠义村的悲痛并不是惟一的。廖信忠,畅销书《我们台湾这些年》的作者,看完影片后与观众谈起,几年前,位于台北市区的一个旧眷村因为有碍观瞻被拆掉,改建成一个都市公园。结果几个月后,一些老兵因为离开旧居陆续死去。

  面对这些现实,刘公展当然也知道,他无法螳臂当车去阻挡历史潮流,他只是希望当局能给孤苦的老兵们安排去处,或者让他们采取承租的方式继续住下去。势必要拆的话,也能够把原眷村的遗留物列入文化遗产保护起来。

  能留住一些“根”,这似乎就是眷村最好的命运了。在另一部纪录片《影像人生》里,新竹的“空军一村”改建后,遗留物品就被放置在眷村文化博物馆,取名“眷恋之村”。

  只是,除了物质遗产,显然还有更多看不到的东西,比如情感。就像片子《延续》里,那些眷户把花移植到新楼的中庭,仿佛在眷村一样……导演的用意在于表明,这些人一辈子都在迁移,先是从故乡迁到台湾,又从住了半个多世纪的眷村迁到新宅,“他们只是希望人生可以不再漂流”。

  记录即将凋零的历史

  《一人三坪六十年》里的3位单身老兵,《窃占者》里争取权益的台北忠义村眷村村民,《影像人生》里坚持5年时间拍下眷村改建过程的老人,《守候》里分隔数十载终团圆的80多岁的老夫妇……

  9部纪录片,记录的是“连台湾人都无法想象的社群”,外省台湾人协会秘书长周思诺告诉记者。据她介绍,1949年,国民党带着60万大军,加上眷属和军公教人员,人数达到100万至120万,占当时台湾总人口的1/10。这些人通常都被称为外省人。

  周思诺说,60多年间,第一代外省人已经很少了,老兵大概只剩下几百人。800多个眷村,经过改建,只剩下10个不到。正因如此,为了记录下这段即将凋零的历史,2008年,外省台湾人协会开始实施纪录片培训计划,聘请专业导演培训“素人”导演,拍摄以第一代外省人为题材的纪录片。

  换句话说,这更像一场“寻根”之旅。拍摄者都是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年龄层的第二代外省人,因为切身的背景,与被拍摄者有着长久建立的关系,所以即便是第一次拿起摄影器,技术稚嫩,却显得诚意十足。通过拍摄,他们或者在两代人中找到沟通,或者在社群中找到使命感,或者得到生命的救赎。

  3年来,这些纪录片在台湾多次巡展,所到之所无不掀起巨大的反响。著名纪录片导演李中旺认为,这些纪录片展示了“台湾人所不知道的台湾”。

  至于为何把影片介绍到大陆来,策展人刘莉芳说只是因为“气候到了”。事实上,近来随着讲述眷村生活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热播,舞台剧《宝岛一村》上演,书籍《我们台湾这些年》的畅销,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对台湾外省人和眷村这类话题逐渐熟悉,产生兴趣。

  而这种共鸣周思诺早就料到了,因为“每一个外省人都不是孤立的,他们背后关系的是一个个大陆家庭的命运”。今后有可能的话,外省台湾人协会还会考虑与大陆方面做出更为详细的主题规划,比如结合二战、老兵的主题,以更宽广的视野来回顾这段历史。

  “这些历史脉络底下涌动的是一样的历史浪潮,还有两岸居民切不断的痛楚和情感联系。那些大时代下普通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不仅是台湾的,也是大陆的。”周思诺说。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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