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三十二》 记录历史尘埃中的普通人

　　1、郭柯编导的纪录片《三十二》，用能思考的镜头记录下了广西山区瑶族大娘韦绍兰的生活片段。影片透过韦大娘的用餐、行走、山歌等日常生活，展示了一位曾经被强征为日军性奴隶的伟大母亲的博大胸怀。也记录下了一位不幸来到世上、至今孑然一身的年近70的中日混血儿－－罗善学对世界的质问以及对生活的良善。

　　通过韦绍兰母子的故事，《三十二》给世界留存了20万中国“慰安妇”独特人生的片段回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胜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更期待郭柯能有新的突破。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2、苦难、顽强、生命力

　　作孽、无耻、罪恶的日本。赎罪，除了赎罪别无选择。

　　可是她们依然高昂起涂满鲜血的头颅，高傲地，似乎什么也没发生……

　　也谢谢您，让我能从一个新地视角看这段历史。

　　呵呵，大场面、大制作，视觉冲击或是唯美是现在的影视潮流。平淡中的深刻，确实是浮躁的社会很难去耐心体会的。娱乐致死的时代去品味苦难也是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然而，有价值有意义的创作对历史、对将来都是不可多得的。因而，作者要耐得住寂寞与部分人的不解。

　　－－赵宗敏（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3、作品镜头语言没有刻意夸张伤痛的情绪，而是在富有灵性的画面中以精致的构图、精准的色彩表达、深沉的人文情怀去审视抚慰一段历史的伤痕，让影像传递出醇厚的温情。

　　－－2013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评语

　　4、英国人眼中的《三十二》

　　影评者：Jean-Baptiste de vaulx

　　《三十二》是由郭柯于2012年执导的纪录片短片，其片名所指的是曾被日军强征沦为性奴的中国妇女幸存者，仅剩三十二人。

　　二战期间，中国多个省份均处于日本帝国的统治之下。据估计，曾有大约20万之多的中国妇女，在枪口的逼迫下，不幸被虏为日军慰安营中的慰安妇。 这部电影聚焦于仅剩的三十二位老人中的其中一位。这是一个悲惨甚至难以入耳的故事。但它记录了一份重要且不可忽略的历史事件。如今，生活在中国西南广西农村的九十多岁高龄的韦绍兰，仍旧在她的庄稼地里劳碌着。1944年的一天，就是在这里，韦绍兰和她幼小的女儿，一并被日军俘虏关进慰安营。期间，韦绍兰被日军反复强奸蹂躏。 几个月以后，韦绍兰带着女儿成功的逃离了慰安营。但由于在慰安营里饱受饥饿和虐待，她的女儿不久便夭折了。悲剧也并未从此好转，因为韦绍兰怀上了日兵的孩子。从此，她不得不面对周围的人，甚至包括她的丈夫在内，对她的羞辱与排斥。韦绍兰生下了这个男孩，取名罗善学。

　　年近七十的罗善学，也在这部电影中讲述了他的人生遭遇。就因背着半个日本人的罪名，他的一生都倍受排挤欺凌。

　　电影在叙述韦绍兰和她儿子 的故事之间，适当的注入了中国农村优美的风光镜头。这种轮流交换的展现方式使得影片的节奏得以平衡，给予观众足够的时间深思，让这些悲催的传奇故事得以在观众的内心沉淀。

　　韦绍兰的故事也并非缺乏鼓舞人心的时刻。即便她的内心自然还残留着伤痛（比方说，每次提到她的施虐者，她都以“鬼子”相称), 但事实上磨难并未能摧毁她的精神和对生活毫无疑问的积极态度（她打趣的说：“这世界这么好，现在我都不想死”）。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鼓励,同时也鞭策着我们对现实的反省。

　　韦绍兰的遭遇不仅是一个非 同寻常的个别事件，更是20世纪历史中灾难篇里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片尾巧妙的利用从200000迅速递减到32的视觉效果，来提醒我们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会离最初的真相越来越远。越来越多、一环又一环的相关事件，都将随着一个个幸存者的逝世而消失。尽管这些亲身走过这段历史的老人看似离我们很遥远，但我们应该珍惜任何能够了解她们的机会。

　　《三十二》作为一部名副其实的纪录片，为我们的后代见证了这些从那不堪回首的年代走过来的人。这部电影不仅值得称赞，更是一份意义非凡的作品。（英文原文出自于伦敦影评 ）

　　5.上海《文汇报》:用影像记录的口述史—— 照亮历史的尘埃(2013年)

　　今年8月，郭柯所导演的纪录片《三十二》正式完成制作。就在拍摄的一年多时间中，32位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又去世了7位。本月，中国慰安妇研究所的最新统计数字则显示，幸存老人只剩下23位了。

　　出道以来以拍摄商业片和电视广告为主的郭柯决定抛开一切工作，将自己的精力全都投入在记录这剩余的23位老人上。“随着这些老人去世，这段历史也就完全划上句号。”

　　遇到了慰安妇幸存者，却迟迟不开拍

　　对于郭柯而言，用影像见证口述，接下去的任务是与时间赛跑，并且是在一个越走越快的时钟上。

　　2012年6月，郭柯在微博上看到一则故事。一位当年被强征的慰安妇在生下日本血统的孩子后，母子一生历经坎坷。导演的嗅觉令郭柯感到，这是一个纪录片的好题材。于是，通过上海的朋友，他找到了中国慰安妇研究所所长苏志良教授。这位老人还在世吗？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郭柯当即坐火车从北京赶到了广西荔浦。

　　郭柯回忆，当时他和摄制团队只知道老人的住址，却不知道路。一下火车，他们就逮了个司机询问，刚巧司机有个亲戚嫁到了那儿。“一路上特别顺利，就找到了韦绍兰老人家。”

　　郭柯到了老人家门口，没拿机器拍摄，只是陪她在门口坐着聊了三天，吃了两顿饭，就走了。

　　回到北京，郭柯坚定了要拍摄这个故事的决心。直到四个月后的秋天，他再次前往广西。这一回，除了拍些镜头外，他依然陪着老人说话，渐渐同老人熟了起来。十一月底，郭柯才带着他的摄制团队总计20多人奔赴广西。这一次，终于开始了正式的拍摄。

　　92岁的韦绍兰老人于1944年被攻入广西的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逃回村子后，她意外地发现自己已经怀孕。1945年7月，她生下儿子罗善学。歧视和不友善从此就缠绕着母子俩。2007年，她向公众坦承自己的身份，此后在中国慰安妇研究所的支持下曾赴日本。

　　在最后的成片中，韦绍兰老人对着镜头讲述自己到家的那一刻：她惊魂未定，丈夫却抛来一句“我以为你不晓得回来了。”说着，无边的委屈和恐惧似乎又回到了老人心中，她开始呜咽。

　　今年68岁的罗善学说，现在村中的孩子看见他，还会从背后喊“日本人！”他一辈子没娶上媳妇，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介绍了6个对象，都吹了。

　　让在历史尘埃中的普通人，发出自己的光芒

　　郭柯承认，他一开始被这个故事打动是因为所谓的“戏剧元素”。在拍摄前，他写了剧本，叙事大纲大致是从老人被强征为慰安妇说起，叙述她和儿子生活的不幸。

　　结果聊着聊着，他发现老人的讲述本身远超他对事件的原有想象。第二天，他抛开了剧本，尽量少提问、多倾听，“就让老人说，有时候能连续说上好几分钟。”

　　在纪录片《三十二》中，有一幕是非常不同于此前电视台拍摄的关于韦绍兰老人的纪录片的。在结尾，她唱着歌，咧嘴笑了：“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

　　郭柯告诉记者，那是在8天拍摄计划的第4天。“我突然强烈地感觉到，老人的心情并不是完全痛苦的，相反，她时时会流露出一些快乐的情绪。”于是，郭柯把关于苦难的问题换了。“我问老人年轻时有啥特别开心的事吗，她就想起了自己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和同伴们一块学唱歌的事。”

　　“老太太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命来看。我就觉得，她呈现出来的生命态度超越了很多我原先想表达的东西。”郭柯说，有些纪录片限于狭隘的视角，拍得生硬，但他却不愿意把一个慰安妇幸存者的故事仅仅拍成一件“惨”事，而是希望能够呈现“一个生命在饱受磨难之后如何平静坚忍”。

　　他拍到最后，“发现最初的那颗同情心竟如此渺小，而这位老人竟如此伟大”。

　　第一次涉足相关历史纪录片的郭柯，为了保证历史知识不出差错，在制作过程中求助于专业学者。苏智良教授曾给他许多建议和指导。例如，原本字幕上打出的是“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苏智良建议郭柯改成“二战结束”。“在罗善学的名字下，也加上混血儿的注释，用字更准确。”

　　眼下，孤军奋战、资金紧张，这些都困扰着郭柯，不过他还是决定明年初继续上路。“打算先把23位老人都走一遍，再和摄影师分开探访。”

　　记得这次拍摄时，摄像机无意间拍到了一个空镜：阳光射进屋，飘落的尘埃折射出细微的光亮。郭柯把这个镜头放在了《三十二》的片头。他觉得，这就是用影像记录个人史的意义——让那些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普通人，发出自己的光芒。